第380章 储位暗涌兄弟隙,疆场易帅山河惊(2 / 2)
其二关乎尊严。尹德妃之父阿鼠,仗着女儿得宠,在长安城中原就横行无忌。这日,秦王府属官杜如晦骑马路过其门,未及下马,阿鼠竟指使家奴一拥而上,将杜如晦拽落马下,拳打脚踢,口中还狂言:“汝是何人,敢过我家门而不下马!”直至将杜如晦一根手指打断,方才罢休。
事后,阿鼠惧怕李世民追究,竟恶人先告状。勾结女儿尹德妃抢先在李渊面前哭诉:“陛下,秦王左右猖狂至极,竟敢公然欺凌妾身家人,这叫妾身与父亲日后如何在长安立足?!”
接连的谗言如同毒液注入耳中。李渊震怒,再次将李世民召来,根本不听其任何辩解,便劈头盖脸地训斥:“连朕的妃嫔之家都遭你属下凌辱,寻常小民百姓的处境,朕简直不敢想象!”
尽管李世民据理力陈,将田地纠纷的来龙去脉与杜如晦无辜被打的真相一一禀明,但李渊先入为主,盛怒之下,再也听不进半句真言。父子之间的信任,在这一刻出现了深深的、几乎难以弥合的裂痕。
此番事件发生不久,几日后宫中夜宴,丝竹盈耳,觥筹交错。
话说李世民坐于席间,目光掠过眼前歌舞升平,却不经意间望见御座之侧空悬的位子,那是他已故生母太穆皇后窦氏的旧座。想到母亲未能亲眼得见大唐创立、共享今日荣华,更想到如今父子兄弟间渐生隔阂,一股难以抑制的悲凉与孤寂涌上心头,他竟一时情难自已,潸然泪下。
一直暗中留意他的李渊,见此情景,眉头立刻蹙紧,欢宴的氛围也为之一滞。
侍奉在侧的尹德妃何等机敏,看到皇帝面露不悦,立刻俯身贴近李渊,用看似关切实则诛心的语调低语道:“陛下请看,今日海内初定,正当是陛下颐养天年、共享天伦之时。可秦王每每见此欢宴,非但无欣喜之色,反而独自垂泪,这……这分明是心中憎恶妾等,见不得陛下与臣妾等安乐啊!”
张婕妤也趁机在一旁添油加醋,声音哽咽:“陛下,秦王刚毅果决,连太子殿下、齐王元吉这等亲近之人尚且不容,何况我等深宫妇人与稚龄皇子?待陛下万岁之后,妾等与孩子们,只怕……只怕再无活路了!”说罢,竟与一众妃嫔低声啜泣起来。
这番哭诉,字字如刀,刺中李渊心中最深的隐忧。他晚年得享安乐,最放不下的便是这群年幼的妃嫔与皇子。
这时,尹德妃给出了她们早已谋划好的答案,她擦拭着并不存在的眼泪,恳切道:“太子建成性情宽厚仁孝,若陛下将来将妾等母子托付于太子,太子必定能仁慈相待,保全我等性命。望陛下明鉴,为妾等寻一条生路!”
望着眼前哭作一团的宠妃爱妾,再看向席间那个功高震主、令他感到陌生与不安的次子,李渊的心彻底偏斜了。他伤感地闭上双眼,再睁开时,目光中仅存的一点父子温情已被帝王的权衡所取代。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大唐开国皇帝李渊心中改立太子的念头彻底烟消云散,对李世民日渐疏远冷淡,而对“仁孝”的李建成与“恭顺”的李元吉,则投以越来越多的信任与亲近。
就在李渊对李世民日渐疏远,朝局风向悄然转变之际,东宫之内,两位目光深远的谋臣已然洞察到这稍纵即逝的机遇。
太子中允王珪与洗马魏征,二人于书房中求见李建成。
时年三十八岁的太子中允王珪,出身太原名门,早年曾在隋朝任职。他素以沉稳持重着称,深谙典章制度,虽不似武将般锋芒毕露,却总能在关键时局中审时度势。而时年四十七岁的太子洗马魏征,则以其刚正不阿闻名朝野。这位曾辗转于李密、窦建德幕府的谋臣,自归唐后便以其敏锐的政见和直谏的勇气,成为东宫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但见两人见到太子,魏征性情刚直,首先开门见山道:“殿下,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此乃不容置疑之势。殿下虽因年长位居东宫,然于社稷并无显赫战功震慑海内,此实为隐忧。”
王珪接过话茬,言辞更为恳切沉稳:“今有良机在于眼前。刘黑闼新败于秦王,其残部不足万人,资粮匮乏,如强弩之末。殿下若能亲统大军征讨,以泰山压卵之势临之,必可一鼓而下,摧枯拉朽。此战若胜,殿下既可收取赫赫战功,树立威望,更能亲临山东,结交笼络当地豪杰,使其成为东宫藩屏。如此,则储位安如磐石矣。”
李建成听罢王珪、魏征之言,如醍醐灌顶,惊雷贯耳,点醒了困于权斗的局中人。他意识到,与其在长安与李世民进行无休止的暗斗,不如在战场上建立不世之功,从根本上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当即密令东宫属官连夜草拟奏章,自己则整装入宫。
翌日清晨,太极殿朝会。当河北败报再度传来时,李建成突然出列,在满朝文武惊诧的目光中郑重下拜:“父皇,儿臣愿亲率大军征讨刘黑闼!”
龙椅上的李渊微微倾身:“你可知军务凶险?”
“正因凶险,儿臣才必须去。”李建成抬头时眼中含着热泪,“二弟在前线未能挽回败局,河北、山东复乱,已恐动摇我朝国本。儿臣身为储君,此时不为社稷分忧,更待何时?”
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李渊。
此时,侍中陈叔达适时出列:“陛下,太子仁德,若亲临河北招抚,必能收服窦建德旧部民心。”紧接着,太子一系的官员纷纷附议。
李渊凝视长子良久,见他目光坚定,终于缓缓颔首。
三日后(武德五年十一月初七),一道意义非凡的诏书自太极殿颁出:命太子李建成统率大军,讨伐刘黑闼。诏命明确,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皆受其节度,并赋予其“得以便宜从事”之权,可谓将东部前线的军政大权尽付于太子之手。
这道诏书,不仅是一次军事任命,更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标志着李渊最终确立了以太子为核心的政治格局,也为李建成提供了一个走出兄长阴影、建立自身权威的历史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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