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2 / 2）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闲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占农村大多数，是穷人，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做过农运的年轻人，思想豁然开朗，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

毛泽东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五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记得1926年夏的一天，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毛泽东的亲临指导，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

毛泽东将全体学员按20个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湖北、江西、两广等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的地位等36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两次。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一次，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毛泽东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做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做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

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在那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访问参观，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增强了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6月23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毛泽东对我们的生活也做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的斗争环境。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毛泽东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

毛泽东不仅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而且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方面，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每当学员外出调查归来，他总要仔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学员总结提高。他一有空，就同学员促膝谈心，了解学员思想情况和各地农村情况。他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他有甘当小学生的谦虚态度，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毛泽东的生活非常俭朴，穿的是粗布衫，住宿兼办公用的是一间小小的东耳房，睡的是用两条长凳架成的木板床，上面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被单，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制的方形竹笼，里面盛衣物，上面堆放书报杂志。室内还有几把木椅和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笔墨砚台之类。就在这样一间陈设极其简陋的小小耳房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了备课，为了阅批学员的习作，为了编写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刊物，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22〕

高布泽博是蒙古族人。他回忆起初到第六届农讲所时发生的一段往事：

1926年的初夏，我离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坐船经上海回到北京，向党中央北方局汇报了情况之后，就住下休息。过了几天，赵世炎忽然来找我，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了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十几位蒙古族同志要去学习，让我去送他们。他最后对我说：“你若是想留在那里学习，也可以。”

……

我们到讲习所以后，首先去值星室报到，萧楚女听说我们来了，就从里间走出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傍晚的时候，值星室的同志来找我们，说所长请我们去。……

我们赶紧出了宿舍往前走，这时毛泽东已经迎在门口，我紧走了几步，上前握住他的手。因为很激动，连他向我们问候的话，我都没有听清楚。毛泽东领我们进了东耳房，让我们坐下，亲自给我们倒水，并且拿出香烟来，问我们会不会吸，我们都说不会。他自己点了一支烟，坐在桌后的木圈椅上。

这间房子，是很狭小的，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套办公桌椅以外，还有一对湖南方形竹篓和一个小平橱，别无他物。毛泽东就是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工作的。

他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时，我对民族问题认识得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当毛泽东问起我们那里的情况时，我就说：“我们那里的蒙汉关系不大好，汉族压迫蒙古族很厉害。”接着我们又把军阀欺压老百姓的种种情况，以及土匪很多、生活不安定、灾情严重、穷人活不下去、饿死的、逃荒的和卖儿卖女的情形告诉了他。

毛泽东听了以后，慢慢地从椅背上抬起身子，很沉痛地说：“是啊！我们人民的生活很苦。你们到这里来，主要就是学习人民为什么不能安然生活的道理，再就是怎样才能使人民过好生活。我们人民不仅有地方军阀压迫，还有洋鬼子在后面支持军阀，叫中国人打中国人，他们渔人得利。我们以后就一课一课地讲清楚。”他停了一下，笑了笑，接着又亲切地说，“要使各民族人民都解放，就得团结起来，不要分汉人蒙古人。其实，汉族的地主、官僚不仅欺压你们蒙古族，也一样欺压汉族；你们蒙古族的王公也同样不仅压迫、剥削汉族，也压迫、剥削你们蒙古族人民。汉族的地主、军阀跟蒙古族的王公们有勾结，他们是一家，我们蒙汉的人民又是一家，所以蒙古族人民要解放，就一定要跟汉族的穷苦农牧民联合起来，共同打倒他们。”说到这儿，他探着身子问我们，“我说的话，你们听懂听不懂？”我们说：“听得懂，就是广东的本地话听不懂。”他又笑着对我们说：“这里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回去好向群众宣传。”

……

大家闷了多少年的问题，忽然豁然开朗了。

毛泽东给我们上课的情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为了照顾大家，有时就在院子里上课。大成殿前面的庭院，满铺的是茸茸绿草，当中一条通大成门的砖甬路，两边长着一些树木，特别有几棵很高大的木棉树，把整个院子都遮得阴凉凉的。同学们就散坐在地上。在大成殿的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他那时还很清瘦，身材高高的，留着中分头，经常穿着一身竹布大褂和布鞋。他讲课慢慢的，一句一句，声音并不高，但即使坐最后边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能引导同志们联系实际。记得他给我们讲阶级分析的时候，谈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后，指出：农民在我们中国人口中的人数最多，他们是我们革命最广大、最可靠的朋友，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反对我们的敌人。他进一步分析说：农民中也有好几种农民，有一部分是有余粮剩米的；有一部分是大体上可以自给的；有的需要租别人的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经营小商，以资弥补。这一部分人每到春夏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得高利向别人借贷，重价向别人粜粮维持生活；还有一部分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讲到这里，他问我们：“你们那里的农民怎么样？”我站起来说：“……我们家乡流传这么一首歌：‘借一斗还斗半，八斗九年三十石；簸箕簸扇子扇，二十五年整一万；小斗出大斗盘，升升合合还不算。’只要借上债，就再也还不清了。还有的就是专靠当长工生活，受剥削很厉害。我们那里有个村叫毛岱，全村几乎都是在外面当长工的，他们有两句话：‘算盘子一响捆铺盖，两眼流泪回毛岱。’干一年活儿，结果啥也剩不下。”毛泽东说：“对，地主和高利贷的剥削是很厉害的。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才最有革命性，他们要求吃饱穿暖，参加革命很坚决，他们才是我们革命的真正朋友，革命就应该团结、依靠他们。”接着，毛泽东又给我们仔细地讲了富、中、贫、雇农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使我们深刻地懂得了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懂得了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23〕

1926年10月，毛泽东在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离开广州去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他起草《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武昌开办一所农讲所。同年12月，他到达当时北伐革命的中心武汉，着手筹划创办农讲所。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还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该所常务委员。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汉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创办的。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

对这段历史情况，曾在中央农讲所工作的张国基有详细的回忆：

1926年12月下旬，我从印尼回国。事先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决定回国。回国后，即到长沙清水塘去见毛泽东。记得当时毛泽东一见到我，就亲切地对我说：你回来了，好，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了工作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并交谈了国内情况和海外情况。毛泽东说：我过几天将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去做农村考察。毛泽东问我住在哪里。当时我住在一位医院朋友的家里，并常到我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家去。王老在长沙办了一所中学，约我去教书，并已决定让我去教语文兼训育主任。当然我是很高兴在王老领导下工作的。但那时正放寒假，尚未开学。一个月以后，我接到毛泽东从武汉拍来的一封电报，叫我立即去武汉。我拿着电报去找王老商量。王老说：“你还是去武汉吧，润之那里需要你，我这里可以另请人。”我到武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告诉我说：广州农民讲习所停办以后，现在武汉创办了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请你来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工作是接洽教师和编排课表。其实教员多半是毛泽东事先亲自约定好了，叫我去和约定好了的教师商谈，确定讲课日期、科目，把编排的课表送去。因此，我每天都要和毛泽东商量一两次。

武汉农民讲习所在筹备期间，最初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名额450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各150人；经费由这三个省分担。后来，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其他各省的要求，又加以扩充，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毛泽东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农村工作。筹备农讲所时，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三人组成学校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委员，邓演达是政治部主任，下设教务、总务、训导三个处。由周以栗任教务主任，季刚任总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专职教员少，只有恽代英、张太雷、李达、李汉俊、邓初民等人，大多数教员是临时约请的，因此，每周要变动三五次课表。除上述三处外，另设军事教育委员会。军事教育是主要课，每天要出操演习三四个小时，军事教官多是黄埔军校来的。学生都发军衣和真枪。另外，有一个特别班，学员多是河南等省来的，有100多人。

毛泽东每天都亲自到所视察一两次，每次到所都问我教员是否能按时授课等情形。毛泽东还在百忙中亲自给学员讲课，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最早在这里公开发表的。担任讲课的还有：于树德（农村合作）、邓初民（政治常识）、李立三（中国职工运动）、陈克文（中国农民运动之现状与趋势）、李一纯（革命歌曲）、钟皿浪（军事教官）等。周恩来也来校做过讲演，彭湃、方志敏等都来农讲所讲过农民问题。苏联大使馆的鲍罗廷、约尔克也来所讲过话。还有彭泽民（当时他是海外部长）、谭平山（农业部长）都来讲过。也请过瞿秋白多次，他都答应了，但到上课时常不来。

学员刘征回忆说：

1927年2月的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风和日暖，春光明媚，农讲所通知我们去进行口试。开始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前几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笔试。我虽然写了六七张纸，但能否录取，心中并没有底。按考试程序，笔试后还要进行口试，并听说农讲所的领导人要亲自主持口试。我正担心：像我们这样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青年，读的书不多，又没有见过大场面，能够考取吗？当我们进入考场坐下之后，毛泽东来了，他身穿长衫，健步走到讲台后面坐下，和蔼可亲地环顾了大家之后，亲自一个一个地叫名字，一份一份地批阅试卷。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到讲台前端端正正地站着。毛泽东面带笑容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答：直隶省（河北省）玉田县人。

毛泽东又问：你家有多少田？

我答：没有地，我家是佃农。

毛泽东还问：你原来干什么？你们那里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我答：我是师范讲习所毕业，是小学教员。我们那里农民运动正在兴起，迫切需要农运干部，另外，还有些农运的道理搞不清楚。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看了一下我的试卷和组织介绍，亲笔在我的试卷上画了一个“C”字（共产党员的代号）。最后，毛泽东亲切地对我说：好，就这样吧。过了一两天，我们去看榜，一瞧，我的名字是第15名，我们直隶省来的十人都录取了。

农讲所于1927年3月7日开始上课，4月4日才举行开学典礼。学生共800多名，来自全国各省，湖南、湖北、江西最多。从学生的成分看，有实践经验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保证了学生的政治质量，符合培养农运骨干的要求。

毛泽东亲自主持全所工作，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创办农讲所的目的，是培养“领导农村革命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毛泽东还亲自选聘教职员。在教职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夏明翰等党的干部，都担任了农讲所的职务。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彭湃以及全国农协执行委员方志敏等也到农讲所讲过课。这样，农讲所就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

当时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投降与反投降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而这场斗争反映在对待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态度方面。面对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广大革命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同声赞好。而中层以上社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却恶毒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跟在蒋介石的后面嗥叫。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种议论，在农讲所的学生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多数学生对“糟得很”的滥调非常气愤，但也有部分学生认识模糊。为了痛斥敌人的无耻污蔑，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在春末夏初，毛泽东亲自给我们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课的那天，800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很早就到了教室。毛泽东手拿讲稿，英姿焕发地登上讲台。首先，他启发式地问大家：“农民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得很！”

毛泽东接着又问：“为什么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我们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便从他考察的大量事实，慷慨激昂地说：农民运动的兴起，“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讲到“好得很”三个字时，毛泽东的声音拖得很长，提得很高，对农民革命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一个个都全神贯注地聆听和记录着毛泽东的教诲。毛泽东还讲了农民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打滚，衡山白果的女子一屁股坐在祠堂里吃酒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奇事，热情地赞扬农民运动，讲得生动形象，风趣幽默，讲堂里不时腾起一阵阵掌声。

接着，毛泽东痛斥了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攻击农民运动“过分”的谬论，用简明生动的比喻来说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他说：一根弯竹子，要想把它弄直，总要几次扼过头，才能使它变直。毛泽东挥动巨手说：“‘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糟得很”“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他教导我们要坚定地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到乡间去，实行农村大革命！原来认识模糊的同学，心胸也豁然开朗了，他们说：“毛泽东的报告，使我们的头脑开了窍。”在学习期间，毛泽东还给我们讲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教导我们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

“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是我们农讲所学生的战斗口号。经历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战斗之后，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举行了毕业典礼。每个学生发有一枚铜质五角星证章，在证章上嵌有“农村革命”金光闪闪的四个字，标志着农讲所正确的革命方向。我在农讲所毕业之后，党组织分配我回冀东搞农运工作。〔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