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心潮逐浪高（2 / 2）

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随之，夏曦提出“应马上规定保障佃农的条例”，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提议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等。在4月26日土地审查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发表修正意见。如对第二条关于佃农缴纳租额占租地收获量40%的规定，是“最高的数目”，“各地方的党和政府按照地方情形酌量减少”。邓演达要求大家讨论这规定究竟“对地主有利些，抑对佃农有利些”。于是，毛泽东再次发言：“（1）有利于地主，抑有利于农民，要看政府是什么政府；（2）‘政府’应规定‘地方政府’，不必指明省政府或县政府。”在讨论第9条“包佃及包租制应即废止”时，毛泽东又指出“包佃制名词不适用于长江上下游，应改换为包田制”。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佃农保护法决议案》。

5月6日，土地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独秀、鲍罗廷都参加了。陈独秀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侈谈解决土地问题是乡村自治机关建立以后的事情。陈、鲍发言后，毛泽东重申“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土地的意见。又针对谭延闿以“逆产处分委员会”名义分配土地的意见，坚持以“分配土地委员会”作为土地革命的办事机构。这不是名词之争，而是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的争论。

讨论的结果是：“在革命过程中土地私有制是不能完全消灭的”，“现时全国的政治环境并不一致，农民的力量也随处有别，即此规定一般的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但是解决的原则是可以规定的”。一般的原则“只能做到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8〕。会议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处分逆产条例》《解决土地问题》等决议案，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

5月9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五位委员写出了《土地委员会报告》。毛泽东、谭平山还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了《土地委员会工作报告》。然而这个很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被否决了。在4月27日至5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和“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方法”，也为陈独秀所拒绝，没有加以讨论。〔9〕

毛泽东在全国农民运动中负有盛名，特别在湘鄂农民中享有威望。3月5日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决定聘请毛泽东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10〕3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聘请毛泽东为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当时，农民运动已遍及全国17个省区，计有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陕、热、察、绥，已正式成立省农民协会者有粤、湘、鄂、赣四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余万人，内中以湘省最多，计500余万。在此形势下，全国农民运动需要有统一的农协组织。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早就通过了《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议定“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会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11〕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了农民部的工作计划。28日，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聚会，由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本月30日开联席会议，推举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人数定11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有临时执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诸事宜。并确定1927年“五一”节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为510名，以农民协会会员多寡为选派代表标准。〔12〕

3月30日，湘鄂赣豫四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开会。讨论结果，全国临时农协执委会由11人增至13人，由广东彭湃、湖南易礼容、江西方志敏、湖北陆沉、河南萧寅谷和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陆沉、谭延闿为常委，改定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13〕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互推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由于邓演达肩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重任，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落在毛泽东身上。

至此，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内，或在中国国民党内，或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内，毛泽东都肩负了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他为发展各地农会组织、培训农运干部、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等，付出了巨大而辛苦的劳动。

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刚组成，就面临严峻的形势，时局艰难。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22日，在武汉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14〕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提议“北方农民运动应该积极注意”。第二期北伐期间，“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的。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15〕这个提案得到通过。为加强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随北伐军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是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他从农讲所选拔了熟悉北方情形，并能吃苦耐劳、善于做宣传组织工作者百余人，赶赴河南战区做农运宣传。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及农讲所部分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16〕

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指导下，全国农民运动有了深入的发展。据1927年6月武汉政府农民部调查，河南有农协会员245500人、湖北2502600人、陕西705160人，广东700000人、江西382617人、四川33200人、福建28415人、山西17050人、广西8144人、安徽6600人、热河5423人、察哈尔600人、直隶360人、山东284人，湖南居全国首位，会员有600余万人，遍布65个县。农民武装也迅猛发展，全省有农民自卫军7000余人枪，另有数十万的梭镖队。许多地方建立了区乡民主自治政权。长沙市已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国民党左派朱剑凡为市长。国民党湖南省县市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已确定6月1日召开省民会议，选举民主自治的省政府。在农运组织健全的县，开始着手分配土地。浏阳、醴陵、湘潭等农民清丈田亩，插标分田，长沙霞凝乡已按人口和劳力正式分配土地了。

在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重要时刻，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但是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下，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注意。很多同志尚没有认识陈独秀已形成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对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已有所察觉或认识，但处在少数，不可能彻底改变当时中央的路线。斯时，蒋介石已经叛变了革命，南京、上海、广州已落入反动派手中，但汪精卫、唐生智尚未分共，冯玉祥还在“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第二期北伐，因此多数共产党员尚未察觉大革命有失败的危险。这次大会上陈独秀继续当选为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仅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善于洞察秋毫的毛泽东，从“四一二”“四一五”惨案中已预感风云将变，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仍然不能改弦更张，纠正党的错误路线，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独步长江岸，彷徨黄鹤楼，吟诗一首：“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面对滔滔的长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毛泽东决心与蒋介石新军阀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斗争到底。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宴会由毛泽东主持。在欢迎词中，他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他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17〕。这个论述对当时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特别是对武装的领导权，迁就资产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无疑是一深刻的批判。

在毛泽东发表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演说的前一天，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训令”说：农民是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酷烈的阶级之一；农民为解除剥削和压迫，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责任，在于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解放全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发展之可能”；农民向土豪劣绅猛烈反攻，实在是“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是“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可是“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及时得到国民政府之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

“训令”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从而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借口。又由于各地农民的斗争，有些限于地方性，没有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利于巩固统一战线。鉴于此，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训令湘鄂赣农民，必须“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这种民主自治政府，“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人群，均得充分参加”。“训令”认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乡区县自治机关，是农运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政策，并提出了乡区县自治机关的七项任务。因此，这个“训令”，实质上是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的情况下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纲领。

为实现这个纲领，“训令”要求各地农协，“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势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唯有这样做，才能“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18〕

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震撼了新旧军阀和整个地主阶级。继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江西又发生了遣送共产党员出境、屠杀工农的事件。湖北土豪劣绅尤其猖獗，仅距武汉国民政府十里之遥的汉阳农村，也发生了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事实。在6月上旬，湘鄂赣三省都处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人农民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19〕。在此情况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无法召开，全国农协没有正式成立。

在血雨腥风中，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力挽狂澜。毛泽东、蔡和森多次接见逃亡武汉的工农干部，详细了解“马日事变”真相，邓演达多次听取湖北农民的申诉。6月13日，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他以大量事实驳斥“军工冲突”“军农冲突”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总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这时，汪精卫集团尚没有公开叛变，力主“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也不敢撕下伪装，“并愿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中共中央在陈独秀把持下，亦采取“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会议决定派唐生智回湖南处理马日事变。

毛泽东、蔡和森等力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争取和平解决马日事变，团结邓演达等，于当天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另一方面，号召各省农协，努力团结农民，严密农会组织，迅速动员工农武装，反击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蔡和森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湖南，建立两湖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旅社召集驻汉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做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0〕

鉴于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先后在徐州会晤，预料汪精卫即将叛变，7月7日，毛泽东又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签发“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赋同仇，消灭蒋逆”。〔21〕这个通电，实际上是通告全国人民，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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