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社及其他（2 / 2）

这些关于戏剧文字，别报都不刊登，只有《时报》常常登载，徐卓呆却常在《余兴》中投稿。卓呆和我是同乡老友，为了要给春柳社揄扬宣传，所以偕同陆镜若来看我了。

这个陆镜若，却有些怪状，虽然穿了一身西装，却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红色的，有一缕黑缨，垂在右边。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华洋杂处，各国的人都有，除了印度人头上包有红布之外，像戴这样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进时报馆来，大家不免耳而目之，他却显得神气十足，了不为怪。他的年纪不过廿二三岁，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学生，温文英俊兼而有之。他和我谈到日本对于新剧的发展，不似我们中国的固守旧剧，一片乌烟瘴气。

春柳社所演的新剧（那时还没有话剧这个名称），我差不多都已看过。每一新剧的演出，必邀往观，不需买票，简直是看白戏。但享了权利，也要尽义务，至少是写一个剧评捧捧场，那是必要的，那而且是很有效力的。这些剧目，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曾演出过的《黑奴吁天录》，是陆镜若的弟弟陆露沙演的黑奴，好极了，他本来去日本学医的，一向沉默寡言，朋友们给他说句笑话，便要脸红的，可是化装演了黑奴，扮演了一个被白人虐待的黑奴，非常成功。

另一部春柳社演出，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名曰《不如归》。那是根据于日本的一部小说而用原名演出的（这部日本小说，很为著名，欧洲人也把它译了，而林琴南又从欧文译成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悲剧，大意是：“一对年轻恩爱的夫妇，结婚以后，其夫出征，其妇患了肺病，但其姑则以此为传染病，不许其子与妇相见。妇在医院，渴念其夫，信无由得达，及其夫得信，迅速归来，急趋医院，而妇已死了。”那时还没有男女合演（日本也是如此），这个戏，陆镜若为男主角，马绛士为女主角，而马绛士这个脸儿，不用化妆，天然是一只肺病面孔。

他们刻画这个悲哀之处，真是令人垂泪。有一天，我同一位女友往观，她看到了第二幕时，已经哭得珠泪盈眶了。我说：“好了！我们为求娱乐而来，却惹起悲哀，陪了许多眼泪，不如不看了吧。”但她却不肯，越是悲哀，越是要看下去，戏剧之感人有如此者。

我与欧阳予倩的认识，也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陆镜若这一班人，在春柳社介绍的。予倩是湖南浏阳人，他家和谭嗣同、唐才常那两家的革命烈士，都有同乡亲戚关系。欧阳予倩的祖先，也是清代做官的。予倩在日本时，进入了成城学校，但是他的志愿，并不在此。在东京他也是爱好戏剧的，但是他的祖父很守旧，不许他演剧，以世家子弟而沦为优伶，将为门阀之羞。及至他祖父逝世了，予倩遂得到的解放。

予倩在上海很活跃，而且他的志愿也很广大，他不拘拘于一个所谓剧团，喜欢打游击。他极力想改良京剧，于是自己学唱，与唱京剧的人，结为朋友。那时有一位江子诚者（号梦花，上海名律师江一平的父亲），也是一位票友，唱旦角出名的，予倩便向他请教，自己也学唱旦角。后来予倩自编京剧，自撰歌词，并且自己登台，记得他自己写过一篇《自我演剧以来》的文章的，我现在记不得了。

有一时期，予倩编了许多《红楼梦》剧，这些都是歌唱的，并不是话剧。所编的有《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馒头庵》《尤三姐》《黛玉焚稿》《宝蟾送酒》等等，我大部分都看过了。第一演出的《晴雯补裘》就唱红了，唱着那“从今后，怡红院，红消翠冷……”等词儿大家都听得懂。这是在一家“笑舞台”戏院演的，行头全是新制，布景也甚华丽，虽是歌剧，也是分幕的，演《红楼梦》剧，旦角要多，姑娘丫头一大群，笑舞台的旦角却特别多（徐卓呆那时也上台，常演丑角的，那时扮一个晴雯的嫂子，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宝蟾送酒》这一出戏，予倩自己扮宝蟾，真演得出神入化。这剧只有三人：夏金桂、薛蝌、宝蟾，却一动一静，都是戏情，从无一点冷场，这戏我看了它几次，很为佩服。

不过有一次，我和他辩论过，为了《潘金莲》的一出戏，他从《水浒传》上翻案，同情于“潘金莲”。意思是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我则以为别恋是可以的，但谋杀是不可恕，不管他是丈夫不是丈夫。武松为兄报仇，也是正当的，也不管她是嫂子不是嫂子。但这个戏谬种流传，后来到处开演了。甚而至于潘金莲被杀时，露出雪白的胸部，向武松求爱，说愿死在他的手里，那我的头脑真是冬烘了。

在清末民初这一个时期，戏剧界的变化最多。上海那个地方，不但中国人有许多剧团剧社，外国人也有他们演剧的组织运动。记得那时上海博物院路，有一个唤作兰心戏院，便是他们英美人所经营的。那个地方，我倒去过数次，戏院虽不大，建筑的格式，完全是西方型的，不像中国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式戏院。同时他们有个业余剧团，简称为A·D·C，他们每年总要演剧三四次，而且都是西洋名剧。当然他们是说外国话的，而我却不谙西语，被留学西洋的朋友，拉去观光，他说妙不可言，而我却觉得莫名其妙。

其次是日本戏剧，在虹口一带，很有数家。日本人真会想法，把上海那种三上三下的弄堂房子，拆拆装装，二层楼变成三层楼，拼拼凑凑，可以容纳一二百观众。我几次被徐卓呆拖了去，记得有一家在文路那边，名曰“东京席”，卓呆说是从东京来的名优，他的名字好像有五六个字，不要说现在不记得，当时也没有进耳朵。这种小型戏场，实在难于领教，第一，走进去就要脱鞋子，幸我早知道这规矩，不敢穿破袜；第二，盘膝坐在榻榻米上，实在吃不消。剧中没有音乐，用两块竹片，拍拍地敲着，口中好像唱歌，又不像唱歌。我起初也是为了好奇心，跟他去见识见识，可是以后就敬谢不敏了。

那个时候，剧团之多，屈指难数，剧本荒更不必说了。于是乱抓一阵子，抓到篮里便是菜，我的《迦因小传》小说，也被他们抓了去，说是王钟声、任天知这班人搞的，连我知道也不知道，他们也没有通知我。带了这个剧本，到汉口各处出码头，徐卓呆和他们都认识，还称赞他们演得很好。再后来这个新派剧演得更滥了。不要剧本，只求通俗，列一张幕表，配定脚色，演员可以凭自己的意思乱说话，那便是当时称的文明戏了。（按：在辛亥革命时期，文明两字，极为流行。即如那时的结婚制度改变了，便称之“文明结婚”，妇女放小脚，一双天然脚也称之为“文明脚”，想来有些可笑，这都出于妇女之口。）到后来每况愈下，这所谓文明戏者，取材于弹词脚本，什么《三笑姻缘》《白蛇传》《珍珠塔》《玉蜻蜓》等等，都演之不已，于是开店娘娘、隔壁姐姐，座为之满，而生涯亦复大盛。

这个新剧，因为没有音乐歌舞，后来便改称之为话剧。那自然和文明戏截然不同，自有电影以来，几乎便同化于电影剧了。那个时候，南方对于新剧，正大为流行，而北方戏剧界则大为反对。北方以京剧为正宗，即昆剧也已退治，你这个没有音乐，没有歌舞，没有化装，没有艺术，随便什么人跳上台去，胡说白道，这算是什么东西。记得在辛亥前一年吧，我友黄远庸从北京到上海来，他要观赏上海近来盛极一时的新剧，我们陪他去看了一回，他大不满意，便在《时报》上写了一个剧评，痛骂一场。过了一天，这个新剧里，为了报复他，添了一场，一个名记者，唤作王大头（黄远庸在北京有大头的浑名），是个小官僚、小政客，如何如何，据说这出于演员郑正秋所为。

自从有了学校演剧、素人演剧（这是日本名词，在中国则称为是客串，是玩票），上海人一窝风，我有许多朋友，也都喜欢上台一试身手。最惨者，杨千里的弟弟杨君谋，在学校演剧中，演一名剧名曰《血手印》。先和他的同学约定，藏一袋于胸口，满贮红水，一刀刺入，似血染胸臆，以像其真。孰知其同学一刀误刺入心脏，君谋即以此殒命。开吊的那天，有人送一祭幛，曰“呜呼於戏”。（因《论语》上呜呼两字，均写作“於戏”。）陆镜若亦早故世，我挽以一联云：

似此英年，遽尔销沉谁之罪；

竟成悲剧，空教惆怅不如归。

因为《谁之罪》《不如归》两剧，均为春柳社最著名的两剧也。我已忘却，陆丹林兄，乃以录示。还有那位刘半农博士，少年跳**，在十六七岁，对于新剧，亦见猎心喜，在某一新剧中，扮一顽童，徐半梅为之化妆，轶事甚多，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