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小纠纷（2 / 2）

原来这一个纸条儿，便是特约马路电，上刊着：“某大学教授女公子，素有校花之誉，近已与同学某君，恋爱成熟，即将结婚，令人艳羡不已。”马路电，也只值两角钱吗？”我这时已面红耳赤，说：“这是不该登的，这来稿虽不是我发的，我也应当负责。”我那时便极力道歉。他见我局促之状，便道：“要是在欧美的报纸上，登出那种新闻，那是无所谓的，不过在中国，还是守着旧道德，以谈人闺阃为戒的。”我只得说：“是！是！”我想这个马路电，已经登出来了，他此来意欲何为呢？

我说：“我们是很抱歉的，怎样来一个补过之法呢？请先生见教。”他说：“女孩子们性情固执的多，她看见了这条新闻，心中很不快，她想知道这投稿人的真姓名是谁呢。”我当时一看到投稿人的署名是“萧郎”两字，便知道就是追求他的女儿而失恋的人，因为“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大家已是读得烂熟的了，可是这也不便和那位教授说，但投稿人的真姓名，确是不知道。只得以实相告，幸而这位教授先生，也不执意苛求，大概是他的那位的女儿，迫着他到报馆来，他敷衍一阵走了。这一个马路电，是刘香亭发的，我告诉香亭，以后要小心，往往不过几十字，就惹出麻烦来了。

谁知在这两三个月后，《小时报》又出毛病了。有一天，有三位歪戴了草帽，身穿黑色短衣，不三不四的人，闯进报馆里来。自称探员（上海俗称“包打听”，又称“包探”的），也要来打主笔。

问他们为了什么事呢？原来也是马路电出了事。一个探长（包打听头脑，美其名则曰“督察长”）死了，说他是患了“夹阴伤寒”死的（“夹阴伤寒”说是在**时受了风寒所致，中医有此病名，西医否认之）。那探长有一妻一妾，分居两处，却是死在小老婆那里去，而这个大老婆是个悍妇，上海人所称为“白相人嫂嫂”的，要打到小老婆那里去。就是这一个新闻，我们这位刘香亭先生，大概觉得有趣味，发在马路电去了，其实也可以算得里巷琐闻的。

这次我真胆怯不敢直接去见他们了，因为这班人是没有灵性的，如果我贸贸然跑出去，他们不问情由，兜头对你一个巴掌也是很难说的，我就犯不着吃这眼前亏呀。我想起我们报馆营业部里有位陈先生，他的绰号叫作陈天亮（因为他也是一位夜游神，常常到天亮方才回去），和他们这班人有些联络，请他出去解围。先告诉他，我们这里的主笔还没有来；再问问他，你们这回来找主笔，是什么意思？是否要求更正？我们可以给你们更正；至于大老婆要打小老婆，此乃他们家庭的事，报馆里可管不着了。

他们最初是气势汹汹，后经陈天亮和他们称兄道弟，嬉皮顽笑一番，也就缓和下来了。要说更正，如何的更正呢？所载的都是实事，据陈天亮说：这班都是包打听伙计（上海巡捕房一个探员，手下可用若干伙计的），要他们写一个更正稿也写不来的。这件事便这样不了而了之了。这个马路电，时常闯祸，本想取消了它，但也常常有很好特别的新闻，即如《阎瑞生谋杀王莲英》，在上海社会新闻上是一个特别案子，当夜就有人打电话给《小时报》，到明天别家都无此新闻，而《时报》独有呢！

以上都是新闻上的纠纷，就所能记忆的偶写一二，其余尚多，均已忘却。更有一事，可恼而又可笑的，记之如下：

有一天，报馆接到一张会审公堂的传票，是控告时报馆的经理狄楚青和主笔是我的。为了什么事呢？说是我们的报上登载了非法的广告。什么是非法的广告呢？原来是那种卖**的广告，什么“三鞭壮阳丸”呢，“大力种子丸”呢，名目也是繁多的。《时报》向来也是不登这类广告的，不知如何广告部不小心登出这类广告来了。

这也不去管它，不过我们编辑部，从来不管广告部事的，他们告经理是可以的，为什么告起我来呢？我对于他们广告部的事，不但不去问询，连大样也不看的，为什么要带累我吃官司呢？

问了楚青，他好像没有什么担心，说：“吃官司就吃官司了，到那一天我雇一部马车，到你家里，同去新衙门就是了。”我道：“我其实与广告无关，你去了，我可以不去的。”他笑道：“你不去吗？临审不到，他们明天就出拘票，来捉你了。”楚青好像是个老吃官司的来吓我。我问是谁审判呢？他说：“一个外国人，大概是英国领事，一个中国人，便是关炯之。”我说：“关炯之不是我们极熟的人吗？”楚青说：“那时候，他板起面孔，不认得人了。”

说起关炯之，上海是无人不知的，他的原籍是湖北省，是前清一位举人，捐了一个同知官职，到江苏来候补，后来派到上海租界里来做会审官。楚青本来和他极相熟的，据说两人还是乡榜同年，不过一个是湖北，一个是江苏而已。他们两人时常在宴会上相遇，嘻嘻哈哈一番。关炯之还会哼几句京戏，有一次在电话里唱给楚青听。我由于楚青认识他，也认识他了，我住在爱而近路，下午坐了人力车到报馆，他坐了马车到新衙门（即会审公廨），在路上每次相遇，总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和我招呼，现在竟要高坐堂皇审判我们了。

那天我和楚青，上午九点钟就到浙江路这个会审公廨了。只见里面拥挤许多人，也有小贩、苦力、黄包车夫等等，都是吃官司的。这个地方，不像是个法院，却见那个关老爷（上海一般“下级人”这样叫他），和一个外国人，并肩据案坐着。他是不穿西服的，把一项软胎的瓜皮小帽，放在桌子上。旁边坐了几个是否翻译、书记之类，我们也弄不清楚。但对这个判决是爽快极了，也不询问，也无须答辩，被告走到案前，旁边一个书记模样的人，只说你罚几块钱，给他一张单子，便有一个穿制服的巡捕，陪他到缴款处，付了罚款就完事了。不过这些罚款，很为轻微，不过几块钱，但在那些小贩、苦力、黄包车夫，即使罚他两三块钱，也是几天生意白做呀！

轮到我们，也是一样，既不讯问，也无须答辩，关炯之看也不看我们，“顾左右而言他”，和这个英领事，鬼头鬼脑，不知说些什么话。那个书记签发下一张单子，说是每人罚十元，因为我们比那些小贩“高级”，所以罚得要重些。楚青是带了报馆里一位会计先生的，让他去缴罚款，我们便坐了马车回去了。

随后，我们又把这个审判讨论了一下，“为什么问也不问，便这样判决了呢？”楚青说：“来不及呀！他们早晚两次，每次就有三四十件案子，你要讯问答辩，可要花多少时间。而且不问则已，一问就生出许多啰唆来，所以只好打一个闷棍了。”我说：“难道没有冤枉的吗？”楚青道：“我想多半是冤枉的，幸而这只不过违警罪，罚去两三块钱就算了。那些做小生意的，就怕你拖下去，他们是做一天，吃一天的，受了冤枉也就只好吞下肚里去了。”这种情形，不独当时上海租界如此，“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凡是被侵略的什么殖民地、租借地的居民都要受其荼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