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皇帝去了，新皇帝来了（2 / 2）

神宗皇帝先言其志，又向太皇太后问计，其实是堵太皇太后的嘴，不让她说颓废的话。太皇太后也知道孙儿志向高远，自己一个居于深宫的老太太想劝也劝不住，可是一句都不劝又不甘心，想了想，缓缓说道：“皇上有这样的志向当然好。可老子也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若细论起来，老子还是孔夫子的老师呢。如今我只有一句话对陛下说：陛下口不言兵，是国家幸事。”

太皇太后的话在神宗听来十分刺耳，可在祖母面前不便争论，行礼之后告辞而去，回到御内东门小殿刚坐了一会儿，内侍来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汝州富弼大人还朝，在宫门外求见。”神宗皇帝忙命富弼进宫见驾。

富弼本是仁宗时著名的太平宰相，曾经先后两次拜相，既得皇帝器重又受同僚敬仰，在朝廷里威望极高，因为母亲去世报了丁忧，守丧已毕回朝被英宗皇帝委任为枢密使，又因腿疾请辞，于是挂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改任汝州知府，离京养病，至今才回到朝廷。神宗皇帝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一向敬重，听说富弼回来了，立刻命富弼到御内东门小殿见驾。

御内东门小殿是皇帝处理机要事务的地方，臣子回京陛见，本来没资格进入御内东门小殿，神宗在此接见富弼是格外的恩典。才把诏命传下去，又想起一事，赶紧叫过内侍押班李宪，吩咐他：“富弼有腿疾，你快出去把他搀进殿来！”李宪忙往外跑。神宗在后头高声嘱咐：“富弼年老走不动路，你带他直入宫门，不必绕路而行！”

片刻功夫，富弼在内侍押班的搀扶下走进小殿。

在御内东门小殿接见富弼已经是恩典，皇帝竟派身为宦官首领的内侍押班去搀扶接引，对这位老臣实在太照顾了。富弼虽是三朝老臣，也没见过这样的皇帝，抢上前对神宗行跪拜大礼。神宗忙叫李宪拦着富弼：“卿有腿疾，不要行大礼。”又叫宦官们，“搬椅子给老先生坐。”

见神宗皇帝如此厚待老臣，富弼感动得热泪盈眶，再三谢恩，这才在一只绣墩上坐了。神宗皇帝随即问道：“老先生这次到汝州一去就是一年，辛苦了，不知身体好些了吗？”

富弼忙说：“臣在汝州名为做官，实是养病，如今病情已无大碍，只是比旁人走得慢些……”说了这句一语双关的话，悄悄瞟了皇帝一眼，见这位年轻的皇帝并无表情，似乎没听出话里的意思，于是又笑着说，“臣这次到汝州去是坐着马车过去，双脚走着回来，着实锻炼了筋骨。只是一路上见了不少怪事，想说出来驳陛下一笑，不知皇上想听吗？”

富弼不是闲人，哪有功夫说笑话儿？这位老臣要说的一定是要紧的话。神宗皇帝立刻答道：“朕自然想听，先生请讲。”

富弼掩着嘴低低咳嗽两声，在椅上坐稳了身子，这才缓缓说道：“臣这次从汝州回京，路过乡村，只见田野荒芜，不少田地看似肥美，却无人去种，有些田里小树都长到胳膊粗了。后来住宿在乡民家，又见这些人家院里没有菜、栏里没有鸡、圈里没有猪，穷得家徒四壁，一家老小瞪着眼坐在那里挨饿。臣一开始不解，以为必是这家人懒惰，不肯种菜养猪，这才穷到如此地步，可问了里正，却说这是乡里的大户，臣就觉得奇怪，大户何以如此之穷？问他们，这些人看我是官，不敢讲。后来臣就留了个心眼儿，换上粗布衣服假装过路的，到乡民家去借宿，这才知道乡下人人皆穷！家家户户都是这副惨相。臣就不懂了，若说一家人懒惰，还能说得过去，难道家家都如此懒惰吗？”说到这里又是一阵咳嗽，停了下来。

富弼说的真是怪事，神宗皇帝正听到要紧处，就说：“乡民不会家家懒惰，这里面怕是有隐情吧？”

富弼等的就是皇帝这一问，忙笑道：“陛下圣明，这些乡民果然有隐情。臣仔细查问后才明白，他们把良田撂荒，家里不事养殖，原来是为了避开‘衙前’之役。”

富弼这么一说神宗倒不明白了：“衙前之役是太祖开国时所立，至今也有百年，多次经过改良，据说实施情况还好，卿却说乡民弃田弃养只为避役，何至于此呀？”

富弼又是一阵咳嗽，这才缓缓说道：“陛下说得对，衙前之役创立已有百年，依旧例，百姓们以财产多少分为五等，由官府造册登记，只有第一等户才需要服这衙前役，如此则富户为国服役，贫户不必担负，倒是个好想法。可衙前役颇为繁重，每年都有分派，富户年年背负徭役，时间一久不胜其扰，于是仁宗庆历年间定了一个‘免役法’，规定富户只要出钱就可免服衙前役，哪知‘免役法’在地方上推行起来很不顺利，那些坏良心的官员胥吏一边征收‘免役钱’，一边又向交过钱的人家摊派徭役，百姓们拿了钱还要受苦，弄得怨声载道。后来只得明令禁止‘免役法’，规定衙前之役以乡村为界进行摊派，哪知一个县所辖乡村有穷有富。比如某乡富裕，有一等户十五户，某乡贫困，只有一等户五户而已，那么服役之时，富裕的乡里十五户人每年有一户应付徭役，轮上一周就要十五年，而贫穷的乡里同样每年有一户服徭役，轮一周却只有五年！弄到最后，富裕地方休息有余，贫穷之地的一等户却因为徭役太重破了产！眼看这个办法行不通，朝廷又定了新章程，规定每年分派衙前役的时候不再按乡划界，而是从县里最富的人家摊派，然后依各家财富数量依次逐年摊派，本以为这个搞法可以避开‘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麻烦，哪知实行起来仍然不妥。一来富户年年充任重役，这些人家也无力支持，几年下来纷纷破产；二来百姓家里的财富多少全由乡邻认定，谁家多种了几亩地，多养了几口猪，甚至多织出几匹布来，邻居们就说：‘这家是富户！’往上一报，衙前苦差立刻降到他们头上，农夫们吓得没办法，干脆有地不种，有猪不养，有布不织，弄个家徒四壁，别人就不能说他家‘富裕’了吧？可朝廷的差事年年派下来，总要有人承担，第一等富户被盘剥穷了，只好把第二等富户升为‘一等’。结果二等富户也要装穷扮苦，弄到后来，乡民们不比谁家富足，倒是争相攀比看谁‘贫苦’！照这个闹法儿，到最后乡下再无一家富户，人人都是赤贫，那时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富弼所说的是个时弊。

衙前苦差十分害人，而且极不公平。但衙前苦差只是大宋朝诸多弊政中的一项而已。

大宋王朝建立以来，因为战事不多，内外太平，商业和手工业都比前朝有了较大发展，貌似十分富足。然而在这“富足”的表象之下，国家从百姓手中征收的赋税却连年增长，到仁宗后期每年征得赋税已超过了一亿贯！各种徭役更是多如牛毛，百姓们膏脂已尽，骨髓已干，整个国家表面达于富裕的极点，实际上已到破产的边缘。

富弼所谈的时弊神宗皇帝也有所知，但身为皇帝，居于九重，神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百姓们已穷到如此地步，惊愕之余，不得不问富弼：“老先生认为衙前之役当如何改良？”

听皇帝问起，富弼愁眉深锁，半天才说：“臣以为衙前之役重在摊派，应该仔细计算乡民农户家里财产，把差役分成若干份，依各户家财多少计算他们应占几份，比如家财一千贯者占役十份，家财五百贯者占役五份，家财一百贯者只占一份，这样分摊起来或许公平些。”咂了咂嘴，又说，“其实天下事都一样，制订容易，执行却难，所以为君者千万不能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之害……”

到这时，富弼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与朝中所有臣子一样，富弼知道神宗皇帝有志向，有勇气，有才能，是个锐意进取的君主，继位之后一定会力图变法。但富弼是个老臣子，经得事多，深知变法最难的在于实施，有时候制订的计划很好，期望很高，真正办起事来却弄得一塌糊涂。神宗皇帝年轻气盛，在这上头更要特别注意才好。

神宗皇帝聪明透顶，富弼只说了几句话，他已经全听懂了，点头道：“老先生的话在理。不但衙前役的规矩要改，那冗官、冗兵、冗费的流弊都要改！只是朕该从何着手，还望老先生提点几句。”

宋朝自太祖之下各位皇帝都能纳谏，神宗皇帝也不例外。有这一个优点，诸事都好办了。富弼略一沉吟就向上奏道：“臣以为陛下治天下当以‘稳’字为先，凡事切勿急功近利，尤其不能让臣子们猜测到君王的好恶。因为朝臣中总有些小人最会奉迎皇帝，皇帝喜欢的，他们就吹捧；皇帝不喜欢的，他们就迫害。而皇帝不管如何圣明，最容易上这些小人的圈套，一旦入毂，退都退不出来，结果被小人利用，犯下难以挽回的过失，对皇帝而言这是最危险的事。”

富弼说得是至理名言，可惜这样的话年轻人往往听不进去，尤其神宗皇帝才智过人，自视极高，更是把富弼的话当成耳旁风，只说：“朕记住了。”接着把话锋一转，问富弼，“卿早年曾出使辽国，知道辽人的虚实吗？”

听了这话富弼心里暗吃一惊，忙说：“当年辽国与西夏结盟，欲联合举兵攻打天朝，边境吃紧，仁宗命臣出使，虽然费尽了口舌，仍然不得不向辽国增纳岁币，实在有辱国体，以至于臣不愿对外人提起此事。我大宋虽然承平日久，国力也还算富强，可北有辽患，西有西夏，两国互成犄角，有事则共进退，使我攻不能攻，防不胜防，臣以为军事上欲有作为，必须在财政上增加收入，要想财政富裕，必须裁减冗官，精练兵马，与民休息，诸事都做长远打算。所以臣在陛国，二十年内莫言兵事。”

富弼说的话竟与太皇太后完全一致，这让神宗皇帝有些惊讶，也十分泄气。可在这位老臣面前不便发作，只是低头而坐，默然无语。

今天对皇帝说的都是富弼这个三朝老臣不得不说的话，至于神宗皇帝是否听得进去，富弼不敢多想。眼看天色已晚，皇帝也有些疲倦了，就起身告退。

几天后，富弼离开汴京回汝州去了。与此同时，神宗皇帝下诏，命在江宁赋闲的王安石进京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