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决斗崇政殿（2 / 2）
王珪的嘴脸实在讨厌。哪知话音刚落，站在他身边的参知政事章惇忽然问道：“宰相是想诛苏轼三族吗？”
章惇是个精明人，知道李定在皇帝面前得宠，王珪却不受皇帝待见。所以他不驳李定，却跳出来质问王珪。这冷冰冰的一句叫王珪暗吃一惊，忙说：“我倒没有这个意思，就事论事罢了。”
王珪这个人猴儿精，刚才跳出来附和李定，章惇一问，他又往回缩。章惇也不客气，又追问一句：“宰相指责苏轼讽刺新法，不知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王珪一愣，下意识地答道：“我是听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横眉立目高声道：“舒亶算什么东西！他说句话宰相大人就信？是不是舒亶吐口唾沫，宰相大人也肯吃！”
章惇这话是明仗着自己在皇帝面前比王珪更有面子，当着朝臣的面欺负这个老东西。偏偏王珪名声太臭，受了气也没人帮他，连皇帝都冷眼旁观。
王珪好歹是个宰相，竟被章惇指着鼻子骂了一句，恼羞成怒，瞪眼喝道：“这是什么话！”
章惇脾气很大，根本瞧不起王珪，也不跟他争论，干脆转向皇帝：“陛下，苏轼原是本朝出名的才子，平生写诗无数，天下都在传抄。如今御史台从这些诗中检出百十首，拿捏文字要定苏轼的罪，就好比一个人身子好好的，只是腿上长了个疮，就硬说他得了绝症一样！如此罗织罪名陷害大臣，天下人怎么能服？臣还记得，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应‘直言极谏’制科大考，策论中有‘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等语，指责仁宗皇帝不能勤政，这些话比诗词中那些捕风捉影的句子不知厉害多少倍！仁宗皇帝不但不怪罪苏轼，反以制科超等录用。若依李定的说法，诗里有几句讪谤之语就要定罪杀头，那苏子瞻岂不是早在嘉祐六年就被满门抄斩了？请陛下评评理，李定这些话说得过去吗？”
在原属“三司系”的官员里章惇是个干才，文能领政理财，武能带兵打仗，在朝制订新法，在外平定湖南叛乱，功绩卓著。如今官拜参知政事，是“三司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而章惇的暴脾气和他的本事一样出名。
现在章惇为保苏轼当殿和宰相争执起来，而且句句都说在节骨眼儿上，把王珪驳得无话可说。御史中丞李定忍不住跳了出来：“大人这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苏轼本是一个小吏，在仁宗朝以制科名次得先帝垂青，平步青云，本应一心报答圣恩，可他不知感激，反而因为其后升迁不速，深恨陛下不能用他。陛下变法之初，苏轼在朝中上下勾结，尽力破坏新法，怎奈陛下英明，识破他的奸计，将苏轼逐出朝廷，苏轼由此心生怨望，叫嚣诋毁无所不用其极！我看苏轼早年向先帝进言只为博一个刚直忠谏之名，如今写反诗讥讽朝廷乃是奸邪悖逆之心，若说早先可恨，现在更是可杀！”
李定这番话颇有强词夺理的味道，章惇瞪着眼叫道：“古来有明君才有诤臣！没有唐太宗就不会有魏征；没有汉光武就不会有董宣！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包拯、赵抃这样的臣子在殿上扯袖捋袍与皇帝争执，先帝也不怪罪，苏轼等人直言极谏，先帝反而重用。如今写几首诗就成了‘奸邪’？说一句话就是‘悖逆’？我看御史大人这话不是指斥苏轼，倒像在责备陛下！”
——有明君才有诤臣！皇帝能纳谏，大臣才敢直言；大臣敢直言，正说明皇帝圣明。
章惇这些话恰是苏轼早前说过的，而这些话，正是驳倒“文字狱”的关键所在。李定顿时哑口无言，忙说：“苏轼的供状在此，那些罪名他都认了，参政大人倒替苏轼脱罪，难道是念着和苏轼的交情，徇私忘公了吗？”
朝廷上的争论就是这样，有理说理，无理咬人。现在李定道理讲不过章惇，就仗着有皇帝在背后撑腰，张牙露齿扑上来咬人，章惇立刻处在下风。
章惇忽然出头为苏轼鸣冤，一则苏轼的案子实在是冤案；二则章惇和苏轼有交情；三来皇帝要杀苏轼乃是破“不杀士”的祖制，今天杀一个苏轼，不知明天又会杀谁？朝臣们大多生出“兔死狐悲”之感，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在这些反对皇帝杀害大臣的人中，章惇只是脾气最暴、性子最直的一个。
章惇和李定大吵，另外还有个原因：早前皇帝收拾王安石、吕惠卿的时候，章惇因为和吕惠卿走得较近，曾被坐镇御史台的“三司系”人马迫害过，从此对这帮酷吏有了看法，尤其掌握台谏的几个人，章惇对他们有一肚子怨气。
不管怎么说，章惇这位极受神宗皇帝器重的“三司系”大将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苏轼鸣不平，实在了不得！
直舍人院王安礼见章惇挺身而出和李定争斗，知道眼前是拯救苏轼的大好机会，一旦章惇落败，不但苏轼难救，连这位仗义执言的参知政事也要落马，急忙出班高声奏道：“臣以为章大人这话说得对。自古以来，圣主明君都有容人之量，当年齐桓公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唐太宗能赦魏征辅佐李建成之罪，后人提及，皆是美谈。我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以至陛下都是明君圣主，最能纳谏。如今却因为几首诗就治苏轼的罪，旁人看了会以为陛下不肯容才，不能纳谏，一旦这些闲话传开，中外喧嚣，那才真成了‘讥讽讪谤’了。而且苏轼才名素著，苏诗苏文天下传抄，若说苏轼写诗犯忌，那些和他诗词唱和的、传抄的、收录的岂不都有了罪过？这要牵连多少人！陛下若能对此案一笑置之，就等于赦免了千百人，天下人都对陛下叩首称颂，岂不是大好事吗？”
王安礼这些话是捋着章惇的话头儿说下来的，却比章惇说得更直，简直有点儿“威逼利诱”的味道了。
神宗还没说话，和李定同审苏轼一案的知谏院兼御史知杂事张璪已经指着王安礼喝道：“住口！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你和王安石本是手足，却不识大体，反与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结党，专以抵牾新法为能事！如今你又和苏轼结为一党，巧言令色要挟陛下，我看你和苏轼一样都有不臣之心！且等诛了苏轼，就来办你！”
张璪如此穷凶极恶，是因为他心里已经慌了。
这次办理“诗案”的李定、舒亶、何正臣都是苏轼的政敌，只有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老友、莫逆之交。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好，张璪对苏轼又打又骗，真是把脸面撕破，把狠心用足，天下人都看透这个张邃明的嘴脸了。此案办成了，张璪还能升官受赏，倘若案子办不成，苏轼治不了，张璪在朝堂上也没几天混头儿了。
如今朝堂上展开决斗，神宗皇帝的态度很不明朗，章惇又突然站在对立面上去！眼看情况不对头，在几名酷吏之中张璪第一个慌了。
若说李定、舒亶是禽兽，张璪简直就是粪土中的蛆虫！王安礼对这个卑鄙小人厌恶至极，见张璪公然恐吓，毫不畏惧，厉声道：“大人不用急，王某逃不掉，就在府里等你来办！只是我也劝大人一句，离地三尺有神明，大人要好自为之……”
大臣们在文德殿上言来语去越吵越凶，神宗皇帝头昏脑胀无所适从，知道至少今天杀不了苏轼了，站起身来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