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两宫的劝告（2 / 2）
见皇帝垂首不语，高太后知道皇帝好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一些。略沉了沉又说：“都说大唐有个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其实依我看，根本没有这个‘盛世’。唐朝兴盛不过几十年，很快就败落了，之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中原气数十成中败掉了九成！大宋立国之时版图仅有唐时的一半，户口仅六百五十万，北有辽国夺取燕云十六州，居高临下威逼中原，太宗皇帝屡战不胜，不是将士们不拼死，实在是丁不壮，甲不厚，马匹不多，弓弩不力。后来真宗、仁宗只得韬光养晦，用了几十年功夫发展经济，到今天，大宋户口已有一千六百五十万，三倍于开国之时了。可大宋的版图仍然只有辽国的一半，又缺战马，关键是，咱们把国家治理得好，辽国这些年也同样兴旺强盛！我大宋与强敌较量仍然处在下风。仁宗年间又有西夏崛起，明攻大宋、暗结辽邦，凶强好战，杀戮如麻，破我西北边陲，把大宋的边军硬生生分做辽、夏两处，顾此失彼，力量更弱了。”说到这里，自己也轻轻叹了口气，“皇上博览群书，想必读过《三国志》吧？”
太后正把国事说到要紧处，忽然转了话题，神宗一时不明所以，只得点头道：“朕读过。”
高太后点点头：“《三国志·诸葛亮传》里有一段对话，古人称之为‘隆中对’，我不大记得了，其中好像有这么几句：‘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后头是什么？”
神宗忙说：“后面说的是‘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高太后点头微笑：“老身日渐糊涂了，还是皇上脑子好使。”又问神宗，“诸葛亮劝刘备‘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这话说得多好！可刘备听他的建议了吗？没有！刘备夺了荆州、益州，自以为强盛了，就发倾国之兵攻打孙权，结果一战败北，本钱输个精光，刘玄德愧悔交加，病死白帝城，家业只剩一隅之地！留下诸葛亮苦撑基业，然而蜀汉再也不能强盛，诸葛亮屡屡兴兵伐魏，明知不能胜，仍然用兵不止，其实是祸害蜀中百姓以报旧主，苟延残喘，最终难逃败亡。皇帝知道刘备君臣错在何处吗？”
真的！高太后所说的“一败涂地、愧悔病死、家业只剩一隅、苦撑基业苟延残喘……”一字一句都说对了！只可惜高太后说的是几年、几十年后的事，神宗皇帝看不到这些。可后人见此，岂不毛骨悚然。
神宗皇帝何其聪明，怎么会不明白太后的意思呢？可太后把话问到这里，让神宗如何回答？
半天，高太后缓缓说道：“曹魏势大，东吴凶狠，蜀汉夹在魏、吴之间，唯一的机会是等待魏国衰落，然后联吴伐魏。这就是诸葛亮说的‘待天下有变。’可惜刘备得了荆蜀，自以为是，操之过急，不待曹魏生变，先就起兵伐吴，败了！后人只知道笑话刘禅昏庸愚蠢，叹诸葛生不逢时，哪知道刘禅并不昏庸，只是无力回天，因为蜀汉早已亡于他父亲刘备之手。”说到这里，认认真真把皇帝看了两眼，“其实今日局面与三国相似，辽国强盛如同曹魏，西夏凶狠如同东吴，我大宋比当年的蜀汉强得多，可辽国不见内乱的迹象，攻西夏又不能速胜，此时应该韬光养晦，国内变法求富强，对外罢兵，休养生息。辽人也许长枪快马能征惯战，可我大宋君臣共治、国泰民安、百姓归心、能臣如雨，这些辽国比不了！早晚有一天，西夏、辽国会走向衰落，咱们有机可乘，这才对外用兵。可陛下单在熙河路一处就用兵八年，大宋和西夏都受到损失，辽国未动一兵一卒而得其利，咱们犯的不正是当年刘备犯过的错误吗？”
是啊，其实神宗继位的第一天身披铠甲拜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就看出神宗的心思，也劝过他，没用；后来大臣们知道了也劝，可那时的神宗皇帝已经不听人劝了。
到今天高太后终于把神宗犯下的错误当面说了出来。神宗虽然没有被劝住，可至少现在，他开始思考了。
高太后是个有见识的人，她知道，做皇帝的人把权力看得极重，即使亲生母亲，也是不容干政的。所以高太后平时从不干涉朝政。可今天是个要紧的日子，太皇太后刚过世，皇帝心里难过，这时候他肯听劝；苏轼的脑袋快掉了，如果皇帝真杀了苏轼，朝局就会发生剧变，到那时再想劝皇帝也来不及了。
今天高太后必须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大宋立国百年，积弊甚多，皇上是个有心胸的人，一心要变法图强。可天下人都不明白‘变法’二字的意思，居然以为王安石组建一个‘三司条例司’、推出几个法条在全国施行就是‘变法’？笑话！有天子在，王安石一个臣子，配谈‘变法’二字吗？皇上这几年所做的大事，又怎会局限在这几个‘法条’上头？这几年皇上变更朝廷人事，逐走迂腐不堪的老臣，重新使用能臣，改组御史台，对内充实国库，对外积极用兵，这才是真正的‘变法’。到今天皇上主持变法十二年，实实在在见了成效。可老身觉得朝堂上的宰相换了几批，似乎王安石不及早先的韩琦，韩绛又不如王安石，吕惠卿不用说了，如今王珪、吴充暮气沉沉，似乎连韩绛也不如。眼看朝廷人才凋敝，我有些担心，不知吴充、王珪之后，宰相之位又付与何人？”
话说到这里，高太后已经在责备皇帝了。可今天的神宗正因为太皇太后的去世而伤感，竟舍不得与母亲争吵，反而顺着太后的意思说：“今日朝堂上确实没有韩琦这样的人了。”
神宗能承认这一点，连高太后都觉得有些意外。知道皇帝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一些了，急忙抓住机会进言：“皇上知道太祖为什么立下石碑，与后世子孙约定不杀大臣吗？”
太祖皇帝立碑，严训后世皇帝不杀大臣，这个神宗知道，但太祖为何如此，神宗真没想过。一时竟无法回答。
高太后又说：“自古以来，朝廷往往重武轻文、重战轻治，尤其唐朝在这上头犯的错最大！后来唐朝灭亡，亡在‘节度使’三个字上头！太祖皇帝看到唐朝灭亡的教训，于是更改前辙，重文轻武、重治轻战，‘不杀士’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君臣共治’。可‘重文轻武、重治轻战’八个字施行了一百年，大宋朝守得固若金汤，却不能向往开拓疆土，屡屡被辽夏所欺。皇上大概早在继位以前就看出这祖制的弊端来了，于是登基以后处处变法革新。如今皇上借一个‘诗案’要杀大臣，老身私下揣测，觉得皇上这样做还是为了打破‘重文轻武’的朝政弊端，先杀一个苏轼，由此改‘君臣共治’为‘乾纲独断’，再练精兵、选良将，以备他日之战。可有时候呀，真就事与愿违，这十二年来朝廷没选出良将，倒先把良臣给打倒了！如今武将不见踪影，文臣日渐凋零，皇上在这时候杀了苏轼，难道只杀一个人就罢了吗？只怕还要一口气再杀十几个、贬几十个吧？到后来大臣们杀得杀了，罢得罢了，朝堂上只剩下王珪、李定、张璪、舒亶……怎么办呢？”
神宗兴“文字狱”，确实是要改变太祖立下的“君臣共治”的规矩，这一点高太后说对了。变法这些年，朝廷中确实失去了一大批良臣，神宗皇帝心里也清楚。但神宗只想杀苏轼以立威，却没想过如此大案会牵连多少人，最终要杀多少人，罢多少人。这是神宗年轻，思虑还不周到。现在高太后把这个点了出来，神宗暗暗吃惊，忙说：“苏轼不过一个知府，这案子能有多大？”
高太后淡淡地说：“皇上不是已经命大臣们呈上与苏轼来往诗文以备御史台查问了吗？”
是啊，早在苏轼尚未招供的时候，神宗皇帝就下诏，命大臣们把与苏轼来往的诗文上交了。当时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吓唬这帮不听话的旧臣，可太后一提点神宗才醒悟过来，原来不知不觉间“乌台诗案”已经扩大了，将来苏轼一死，牵涉的大臣不止数百人……
在从政方面，高太后其实比神宗皇帝高明。见神宗低头不语，这才把最要紧的话说了出来：“‘君臣共治’是朝廷的大政方针，且已施行百年，从朝廷到地方所有法条规矩、人事安排以及大臣们的心态、思路全是按这条路子走的。如今皇上要杀大臣，这是改变了‘国策’！国策一变，天下所有法条、人事通通要变，这是多大的一件事！以前皇上主持变法，虽然诸多改变，却从未触及到国策大政，即使如此，朝廷上的变化也十分惊人。若今天贸然触及‘国策’，必是牵一发而动全局，杀一人而寒万众之心，后果难料！到时候辽国未乱，西夏未乱，我大宋先乱，被敌人窥破虚实两路来攻，大祸将成！”
高太后这话是最要紧的！然而身为皇太后，有些话高太后永远也不能说，所以她只把神宗的错误指出了一半儿。
“宋神宗熙丰变法”根本不是推出几个法条在全国施行那么简单。其实神宗皇帝是以“变法”为借口，一步步改变政局，想要推翻“君臣共治”的祖制，结束“重文轻武”的局面，充实国库，练成强兵，为大宋王朝开拓一条新路。与神宗皇帝所下的这一盘“大棋”相比，什么《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根本微不足道，“王安石”，也只是个幌子。
做了十二年皇帝，神宗就“变”了十二年的“法”。这些年来，聪明过人的神宗皇帝其实办成了很多事。可令人意外的是，朝局并没有往神宗皇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原本精英倍出的文臣集团——这个大宋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宝贝”却日益瓦解，已经到了不堪使用的地步。
为什么神宗变法不能取得实效？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宋王朝同时推行两条国策，一是“君臣共治”，一是“重文轻武”。
为什么重文轻武？因为皇帝害怕将军们得了兵权起来造反，他们宁可在前线打几个败仗，丢失几片土地，也要削夺将军的兵权，以此保住屁股底下的龙椅，这是皇帝的私心，也是赵宋王朝贯彻始终的毛病。
然而这么大的私心，造成的是国家衰弱的可怕后果。为了维护统治，宋朝皇帝又推出了一个“君臣共治”，培养出一个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精英文官集团，以文治的强大弥补武力的不足，以内政的完善抵御外敌的威胁。
于是“重文轻武”和“君臣共治”成了皇帝手里的两大法宝，一个用来保住皇帝的位子，一个用来保证国家的安全。结果是大宋皇帝的龙椅坐得极稳，从没有人敢觊觎神器；对外攻势不足，防守有余，日子也还混得下去。
当然，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迷信这两件“法宝”。当年太宗皇帝就不满于这个现状，屡次对外用兵，可惜，因为“重文轻武”导致战力不强，屡战屡败。后来的真宗、仁宗、英宗吸取了教训，不再对外用兵，只管把祖宗留下的两个“法宝”端平，于是国家百年无事。到神宗皇帝上台，不肯安于现状，想要变法求新，可神宗身上却有一个毛病，他的私心和他的祖宗们一样重，对大臣、将领没有丝毫信任！，所以神宗不可能抛弃“重文轻武”这个法宝，于是他的“变法”全都指向了“君臣共治”，一次次从大臣手里夺权，到现在甚至兴起“文字狱”要杀人了！结果怎么样？“重文轻武”没有改变，“君臣共治”这件法宝先毁了！大宋朝廷一下子失衡了。
“熙丰变法”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对外，敛民财充实国库；对内，夺权柄强化独裁！到“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神宗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推到危险的边缘，再往前走一步，手起刀落杀了大臣，“君臣共治”彻底打破，整个国家的根基就被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