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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0章 幼师的工资,低得让人心疼(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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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评定标准草案第三稿送到林杰桌上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窗外秋雨绵绵,办公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

林杰逐字逐句看着那些条款,“四星级园教师平均年薪不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1.2倍”“五星级园不低于1.5倍”,眉头却越皱越紧。

他拿起内线电话:“长明,进来一下。”

许长明推门进来,手里还拿着刚打印出来的材料。

“这个薪资标准,是谁定的?”林杰指着草案问。

“教育部人事司和财务司共同测算的,参考了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和各地生活成本。”许长明说,“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林杰放下草案,“你去查一下,现在北京一个普通幼师,实际月收入是多少?”

许长明顿了顿:“这个……我之前调研过几家民办园,刚毕业的幼师月薪三千五到四千,有经验的四五千,园长级别的六七千。”

“公办园呢?”

“公办园在编教师高一些,能到六七千,但合同制的也就四五千。”许长明说,“而且很多公办园为了控制成本,合同制教师比例越来越高,有的园达到70%。”

林杰沉默了。

他拿起笔,在草案旁边空白处写下一行字:“标准不能脱离实际,但更不能迁就现状。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摸清真实情况。”

“明天上午,”他抬起头,“安排一场座谈会。不要请专家,不要请官员,就请一线幼师,公办园、民办园、普惠园、高端园,各请三到五位。我要听他们说实话。”

许长明记下:“地点呢?在国务院还是……”

“不在机关。”林杰说,“找个安静的地方,不挂横幅,不摆名牌,不要媒体报道。就我们几个人,坐下来聊。”

“好,我马上安排。”

第二天上午九点,海淀区一家社区服务中心的会议室。

长方形的会议桌旁,坐着十二位幼师。

她们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穿着朴素,有些人还带着教案本。

看到林杰走进来,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表情有些紧张。

“大家坐,别客气。”林杰在中间位置坐下,许长明和基础教育司的一位副司长坐在他两侧,“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咱们一线幼师的真实情况。有什么说什么,说错了也没关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先开口:“林书记,我叫陈芳,在东城区一家公办园工作,教龄十年。”

林杰点点头:“陈老师好。你现在月收入多少?”

陈芳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工资条,推到桌子中央。

林杰拿起来看。

工资条上密密麻麻的项目:基本工资2800元,岗位津贴600元,绩效800元,应发合计4200元。

扣款栏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扣完实发到手:3256.8元。

“三千二百五十六块八。”林杰念出这个数字,“这是你工作十年的收入?”

“是。”陈芳低下头,“我老公在快递公司,一个月能挣五千多。我们俩加起来八千块,在北京租个一居室要四千,孩子上小学各种费用,每个月剩不下钱。”

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上个月我婆婆住院,我连五千块押金都凑不齐,最后还是找我妹妹借的。”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另一个年轻些的教师开口:“林书记,我叫刘娟,在朝阳区一家民办园。我工作五年,月薪四千二。但园里不给我们交公积金,社保也是按最低基数交的。”

“为什么不去公办园?”林杰问。

“考不上编制。”刘娟苦笑,“去年东城区招十个幼师编制,报了八百多人。我笔试过了,面试被刷下来。后来才知道,进面试的八十个人里,有三十多个是关系户。”

坐在她旁边的中年教师接话:“林书记,我是普惠园的园长,姓王。我说句实话,现在幼师这行,留不住人。我们园去年招了六个应届生,一年不到走了五个。最好的那个去了培训机构,教幼儿英语,一个月八千。”

“为什么走?”

“钱少,事多,压力大。”王园长说,“一个班二十多个孩子,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从早上七点半忙到下午五点半。中午孩子睡觉,我们要写教案、做环创、和家长沟通。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在北京能干什么?送外卖一个月都能挣六七千。”

林杰拿起笔记录:“你们觉得,月薪多少才能留住人?”

几位老师互相看了看。

陈芳先说:“至少不能比小学老师差吧?我大学同学在小学当老师,工作八年,现在月薪七千多。我比她多干了两年,工资只有她一半。”

“还要解决编制问题。”刘娟说,“没有编制,就没有安全感。园里说辞退就辞退,生孩子请假都可能被换掉。”

“职称评定也要公平。”另一位老教师说,“我们幼师评职称比中小学难多了,名额少,要求高。我工作二十二年,还是中级职称。不是我不努力,是根本没机会。”

座谈会开了两个小时。

林杰很少插话,只是听,只是记。

结束时,他对老师们说:“你们说的情况,我都记下了。我不敢保证马上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会推动改变。请大家再坚持坚持,给这个行业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时间。”

送走老师们,林杰站在会议室窗前,很久没说话。

许长明走过来:“林书记,刚才统计了一下,十二位老师平均月收入四千一百块。其中三位有编制,平均五千六;九位没有编制,平均三千七。”

“差了一千九。”林杰说,“就因为有编制和没编制?”

“编制意味着财政拨款,意味着稳定的薪资增长机制。”许长明说,“但没有编制的合同制教师,工资全靠幼儿园的收入。而幼儿园收费又被限死了,普惠园一个月一千二,去掉成本,能给老师发多少钱?”

林杰转过身:“通知财政部、人社部、教育部,下午两点开联席会,讨论研究幼师待遇问题。”

“好。”

下午一点五十分,院第二会议室。

三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坐满了会议室。

财政部的张司长刚到,就被林杰叫到一边。

“张司长,我问你一个数字,现在全国在编幼师平均年薪是多少?合同制幼师平均年薪是多少?”

张司长显然有准备,翻开笔记本:“根据2022年统计,全国在编幼儿园教师平均年薪约八万四千元,月均七千。合同制教师平均年薪约四万八千元,月均四千。两者相差三点六万元。”

“差这么多?”林杰皱眉。

“编制教师工资由财政全额保障,随公务员工资调整同步增长。”张司长解释,“合同制教师工资由幼儿园自筹,而幼儿园收费受管控,导致薪资增长缓慢。”

“那为什么不多给一些编制?”

“编制涉及财政供养人员总量控制。”张司长说得委婉,“各地都在压缩编制规模,幼儿园编制更是紧张。目前全国幼儿园在编教师占比约35%,大部分是合同制。”

林杰走回会议桌主位,示意会议开始。

“今天这个会,就解决一个问题,怎么让幼师的工资提上来。”他开门见山,“刚才我见了十二位一线幼师,工作十年的老师,月入三千二。这个数字,在座的各位觉得合理吗?”

没有人说话。

“我觉得不合理。”林杰自己回答,“一个照顾二十多个孩子的老师,一个关乎孩子人生起步阶段的老师,收入不如保姆,不如快递员,这说得过去吗?”

人社部的李副司长开口:“林书记,我们理解您的想法。但这里涉及几个现实问题:第一,财政能不能负担?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约三百万人,如果全部达到在编教师水平,每年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约一千亿。第二,幼儿园收费能不能涨?如果收费不涨,幼儿园靠什么给老师涨工资?第三,编制能不能放开?如果放开,会不会导致财政供养人员失控?”

三个问题,个个都打在要害上。

林杰没有马上回答,他看向教育部的代表:“你们测算过吗?如果要把合同制教师工资提升到在编教师水平,生均成本会增加多少?”

基础教育司的副司长算了算:“按目前的师生比和薪资差距,每个孩子每月需要增加支出约三百元。普惠园现在收费一千二,如果涨到一千五,家长能不能接受是个问题。”

“那就不要涨家长的钱。”林杰说,“财政出一部分,幼儿园出一部分。”

“幼儿园哪来的钱?”财政部张司长反问,“尤其是普惠园,收费限死了,成本透明,根本没有利润空间。”

会议室里陷入僵局。

林杰靠在椅背上,思考了很久。

“这样,”他最后说,“我们换个思路,不搞一刀切,分步骤来。”

所有人都看向他。

“第一步,今年年底前,所有公办园、普惠园的合同制教师,工资不低于在编教师的80%。缺口部分,中央财政补贴50%,地方财政配套50%。”

“第二步,明年开始,推动‘同工同酬’立法。凡是在幼儿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不论有无编制,同等岗位同等薪酬。”

“第三步,用三年时间,逐步提高幼儿园生均拨款标准,建立与办学成本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他说完,环视会议室:“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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