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4章 谁在给家长们贩卖焦虑？（1 / 2）
林杰那句“查”字落地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一份初步调查报告就摆在了他桌上。
许长明站在办公桌前汇报：“林书记，我们协调了市场监管、教育、公安三个部门，对举报线索进行了初步核查。情况……比预想的复杂。”
“说具体点。”林杰翻开报告。
“第一，这些‘地下衔接班’的组织者，很多就是原来幼儿园的离职老师，或者培训机构被裁撤的员工。他们对政策很了解，知道怎么规避监管。”许长明指着报告上的照片，“比如这个‘思维潜能开发班’，设在居民楼里，每次上课不超过五个孩子。没有招牌，没有广告，全靠家长间口口相传。”
照片上是一个普通住宅的客厅，摆着五张小课桌，黑板上写着拼音和算术题。
“怎么收费？”
“每小时两百到三百元，一次课两小时，一周两到三次。”许长明说，“一个孩子每月花费大概四五千。但家长趋之若鹜，有些班已经排到三个月后了。”
林杰皱眉：“这么贵，还有人上？”
“就是因为贵，才显得‘高端’。”许长明苦笑，“有些家长认为，幼儿园不让教了，但孩子不能不学。愿意花高价找‘地下班’的，反而觉得这样更有保障，人少，老师能顾得过来，效果更好。”
“第二个情况呢？”
“第二，这些班非常隐蔽。”许长明翻到下一页，“他们用虚拟号段联系家长，通过加密聊天群沟通，付款用数字货币或者现金。上课地点经常更换，今天是这家，明天换那家。监管部门上门检查，他们就说‘是朋友的孩子来家里玩’，拿他们没办法。”
“第三，”许长明顿了顿，“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查到，有几个规模较大的地下班网络，背后有同一个公司在运作。”
“什么公司？”
“‘启航教育科技集团’。”许长明递过另一份文件，“这家公司之前主要做幼儿园幼小衔接教材和培训，负面清单出台后，业务量锐减70%。但他们很快转型，把原来的课程体系拆解成小模块，通过‘地下班’的形式继续运营。”
林杰看着那份企业资料：“注册资本五千万，法定代表人张建新……这个名字有点眼熟。”
“就是之前民办教育协会那个副会长，因为组织价格协调被抓的那个。”许长明说，“他取保候审期间，居然还在运作公司业务。”
林杰的眼神冷了下来：“人抓了，公司还在活动？”
“公司股权结构很复杂。”许长明指着股东名单，“张建新只占股30%，其他股东都是代持。实际控制人……我们还在查。”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秋阳透过玻璃洒进来，在文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通知公安部经侦局、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成立联合专案组。”林杰合上报告，“查清楚这个‘启航教育’到底在干什么，资金流向哪里，背后还有什么人。”
“是。”
“还有，”林杰补充，“联系网信办，对家长群、育儿论坛里关于地下衔接班的信息进行监测。发现线索，第一时间转给专案组。”
许长明记下，又问：“那……要不要发个警示通知，提醒家长不要参与‘地下班’？”
“要发，但光发通知没用。”林杰站起来，走到窗前，“家长为什么找‘地下班’？是因为焦虑。焦虑不解决，禁了一个班，还会冒出十个班。”
他转过身：“下午召开专题会。除了监管部门，请几位儿童心理专家、教育专家，还有……请几位家长代表。我要听听各方面的声音。”
下午两点，院第三会议室。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
左边是部委官员，右边是专家和家长代表。
几位家长代表看起来都很焦虑，不停地翻着手机。
林杰准时走进会议室，在主位坐下。
“今天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地下衔接班为什么有市场，我们该怎么应对。先请家长代表说说，你们为什么想给孩子报这种班？”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父亲先开口：“林书记，我叫王磊，孩子今年五岁半。说实话，我也不想让孩子这么累。但现在小学入学……您可能不知道，好一点的学校，入学都要面试。考什么？考识字，考算术，考英语。孩子要是啥都不会，根本进不去。”
“不是免试就近入学吗？”教育部的代表问。
“政策是这样，但实际操作……”王磊苦笑，“学区房门槛多高您知道吗？一套老破小都要十几万一平米。我们普通家庭买不起，只能指望孩子考进去。要考，就得提前学。”
旁边一位妈妈接话：“我叫李娟，孩子上大班。我们幼儿园严格执行去小学化，每天就是玩。我是老师，我知道这样对孩子好。但每次家长群聊天，别的孩子都会背古诗、会算加减法了，我们家孩子还在玩沙子……我心里也慌啊。”
“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林杰问。
几位家长互相看了看。
王磊说：“最根本的，是要确保所有小学都真正做到零起点教学，真正免试入学。如果好小学不考了，我们自然就不急了。”
李娟补充：“还要加强宣传，让更多家长知道提前学习的危害。现在很多家长是跟风，别人学，我也学，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学。”
一位儿童心理专家开口了：“我是北师大的心理学教授，姓陈。从儿童发展角度看，‘地下衔接班’的危害比幼儿园‘小学化’更大。为什么？因为更隐蔽，压力更大。孩子在一个陌生环境里，面对陌生的老师，完成超负荷的学习任务，很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甚至厌学情绪。”
她调出一组数据：“我们最近对参与‘地下班’的五十个孩子做了心理评估，发现超过60%有轻度焦虑症状，20%有睡眠障碍。最小的一个孩子才五岁，已经开始掉头发了。”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市场监管总局的代表说：“从执法角度，这些地下班确实难查。他们不注册，不纳税，没有固定场所。我们接到举报去查，往往扑空。就算抓到了，也就是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处罚力度有限。”
“那就加大处罚力度。”公安部的代表说，“对于组织‘地下班’牟利数额较大的，可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造成孩子身心伤害的，还可以追究其他责任。”
“但问题在于，”教育部的代表叹气，“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调查时，家长替办班者打掩护，说‘就是朋友帮忙带孩子’。没有家长证言，很难定性。”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散会前，林杰做了总结：
“看来问题很清楚了，地下衔接班是供需两端的合谋。家长有需求，办班者有供给。我们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严厉打击供给端，对组织者依法严惩；第二，疏导需求端，通过宣传和政策保障缓解家长焦虑；第三，斩断利益链，查清背后的资本运作。”
他看向在座的人：“从今天起，联合专案组正式运转。我要每周听一次进展汇报。另外，教育部牵头，制定小学入学阳光工程实施方案，所有小学入学流程、标准、结果，全部公开，接受监督。发现违规，校长免职。”
散会后，林杰回到办公室，胃又开始隐隐作痛。
他拉开抽屉找药，发现药瓶空了。
许长明推门进来，看到这一幕：“林书记，您的药……”
“吃完了。”林杰摆摆手，“没事，一会儿就好。专案组那边，谁牵头？”
“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赵志刚，他经验丰富，办过几起教育领域的案子。”许长明说，“另外，网信办监测到一些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