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9章 证据公布：舆论的压力（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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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远程接入。”他盯着接口，“IP溯源断在市政数据中心，封闭节点，权限等级四级以上。”

“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我说。

“不，他们不知道具体地址。”他摇头，“但他们知道我们用了哪些设备，连过什么网络。这是预警。”

我们当夜搬离。新地方在城西老工业区，废弃仓库改造的公寓，水电不稳定，Wi-Fi靠外接天线。我用胶片相机拍下房间四角，确认无改动痕迹。

第三天上午，林昭来电。公用电话号码，通话时间三十七秒。

“专案组成立了。”她说，“我进了外围组。内部有动作，有人查我的调案权限。”

“别硬顶。”我说。

“我知道。”她顿了顿，“媒体要发第二波。这次是完整证据链汇总，包括你们拍的所有影像。”

“让他们发。”我说，“但现在起，所有沟通用纸质传递。地址按暗码写。”

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新闻播出特别报道。主持人站在演播厅中央，身后大屏滚动播放我们找到的文件扫描件。专家解读说，这种意识移植技术违背伦理基本原则；市民采访中，一位老人握着话筒发抖：“我儿子那年送去疗养，再没回来……你们说的‘容器’，是不是就是他们？”

舆论彻底沸腾。

有人发起线上签名，二十四小时突破百万；有律师团宣布免费代理受害者家属诉讼；还有人在社交平台建群，收集类似经历线索。

我看着这些，坐在折叠桌前，手指摩挲左耳银环。第一枚，冰凉。第二枚，微钝。第三枚，边缘有点翘起。

陈砚在调试一台改装过的信号屏蔽器。电线裸露，焊点发黑。桌上摆着他从旧硬盘抢救出的数据残片，几块碎成指甲盖大小。

“还能读吗？”我问。

“部分能。”他头也不抬，“访问记录显示，有人反复调阅‘704室租户登记表’，最近一次是今天凌晨三点十八分，来源仍是市政系统内网。”

我起身走到窗边。外面是空旷厂区，铁皮屋顶被风吹得哗响。远处高架桥上有车驶过，灯光划破黑暗。

手机又震了一下。还是无主短信：“你母亲一直在等你醒来。”

我关机，取出电池，放进密封袋。

第二天清晨，林昭来了新地址。她穿便衣，拎着早餐袋，像普通访客。我们隔着桌子坐下。

“发布会定在后天。”她说，“市局牵头，联合通报初步调查进展。我会在场。”

“他们会反击。”陈砚说。

“我知道。”她点头，“但我必须去。这是唯一能让程序走得下去的方式。”

我看着她。她和我有同样的眉骨，同样的嘴角弧度。只是她的眼神更直，不怕撞上来的东西。

“你不怕？”我问。

“怕。”她说，“但我更怕什么都不做。”

她走后，我和陈砚清点剩余物资。两台相机，三卷未冲洗胶卷，五套身份卡，两部离线手机。还有那个密封袋，装着童年照片。

我把它放进背包最里层。

外面天光渐亮，城市苏醒。新闻播报声从隔壁房间漏出来，说的是今天的空气质量与交通状况。

没人提昨夜的百万签名。

也没人说，某个数据中心的访问日志，在六点零三分被彻底清空。